在饭桌上，爹好像对不知该多么让人紧张的事一般地问我：
“今天，你张良国爷爷叫你过去向大家汇报一下思想和你的作文的新构思，他们给你提提意见，说你理都没有理就走过去了？”
爹的语气中充满了尖刻的冷嘲热讽，那意思分明就是：看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开始遭报应了不是？“张良国爷爷”们是你得罪得起的？他们很多，多得无数，比无数还要多，哪一个都是你得罪不起的，而你不听我的话他们的哪一个你都是要得罪的，不听我的话你就看你将会是怎么个死法吧！
沟里的孩子们开始对我不规矩起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全都是一脸怪笑，喊出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话，就好像有幕后人教唆他们和指使他们似的：
“张小禹！□□的！你二天要当作家啊！”
“未来的大作家来了！”
“张大作家出门罗——”
他们称我为“作家”或“未来的大作家”，可绝不仅仅是在嘲笑我。我们这个地方，穷乡僻壤，但是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字眼却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人人都对这几个字眼耳熟能详，是因为有一东西深入到了他们人人的灵魂之中，反映在他们个个随时随地的言行举止中，这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死得比耗子还难看和可耻，死得连一撮儿灰都没有它的容身之地，要么就是当爹所说的那种“抬轿子”、“吹喇叭”的人，而当这两种人，实际还不如他们当穷农民的。有一个顺口溜在他们中间十分流行，他们在我六七岁看出了我所谓的“聪明”时，就把这个顺口溜用在我身上了——“我是领导干部的狗，守在领导干部的大门口，领导叫我咬谁就咬谁，叫我咬几口就咬几口”。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在他眼中要么就是这种“狗”，充其量也就比穷当农民的强，要么最可耻下贱地灭亡，还不如当这种“狗”和当农民的。孩子们冲我喊“作家”、“大作家”，就是这个意味，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就是这个意味。
有一天，我一出门，就感觉到我的作文“有问题”、“有大问题”，有“思想、政治立场上的问题”的说法已经在沟里传开了。
我走过茶壶嘴，听到一“权威人士”正在当众评论我的一篇作文，虽然我不会停留，可还是听见了一句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