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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一个为了我的作文上我们家来的人以后，上我们家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来的人还多是“权威人士”里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了。一听到有人上我们家来了的脚步声，我就头皮发怵，手臂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无时不在提心吊胆的心理状态中。我觉得自己都爱上提心吊胆这种心理状态了，离开了它我都无法生存了。
说到为我的作文专门上我们家的“权威人士”里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其中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
一位是公社农机站的会计，张朝海。公社农机站是一个公社办的一个事业单位，农机站的干部，当然包括它的会计了，收入来自于生产队给工分，单位每个月补助几元钱，性质和民办教师差不多。这也就是说，张朝海也就是一个一般农民。他家离我们家不远，走路三五分钟就到了。他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故事，我在我的一篇叫做《伟大遭遇之——张朝海》的小说里面还有专门的叙述。
还有一位是公社广播员，张天倦。我们沟被沟里人习惯分成“上沟”和“下沟”，我们家在“下沟”，张天倦是“上沟”人。公社广播员，顾名思义，做的就是每天定时开关广播，让全公社人民定时能够听到广播了解国家大事聆听来自上锋的声音的工作，也在广播上向全公社人民读文件、读领导的重要讲话、读通知，比方说，大队干部回公社开会的通知，各大队的公民办教师回中心校开会通知，公社中心校的学习校坝子今晚有露天电影欢迎广大群众前来观看的通知，等等。张天倦也不吃国家粮、不拿国家工资，报酬来自于生产队的定额工分，公社政府每个月补助他几元钱，也和我爹吃的民办教师这碗饭差不多。
张朝海和张天倦都是农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都是披着“农皮”的，但由于他们从事的职业到底不是一般农民干得了和干得成的，又离公社政府那么近，用张天倦自己对群众的话说就是公社的一把手二把手、书记副书记他哪天不见个十回八回的，他们在我们沟里拥有的发言权，那还不是一般的“权威人士”可比的。
张朝海和张天倦知道我的事情后，专门上我们家来找爹谈我的作文。人一到，啥话不说，连爹叫坐也还没来得及，就直截了当进入正题，第一句话就是：“马上就要把他彻底、完全改变过来！连一天时间也不能给他了！”相对而言，不同的只是张朝海用的是恳切的、能深入人肺腑的语气，而张天倦则是毋庸置疑的、命令式的、居高临下的。他们提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和意见，说得专横而独断，不容争辩，不同的只是张朝海像是完全为了我好、为了我们家好，而张天倦则像在传达上级的指示，传达皇帝的圣旨。这些具体的建议和意见里面有一个就是，首先取消我写作文的资格，不要再让我写作文了，连学都不要让我上了，关在家里天天抄报纸、抄文件，有一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抄错了都要撕了重来，还要打，狠狠地往死里打，叫我真正尝到皮肉之痛，而最后达到的目的是让我再写作文时，一写出来的就全是报纸上的、文件上的，连一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也没有，想写一句话、一个字的我从前那种作文也不可能了，我自己就不可能了！
他们在爹面前一下子就成了老大哥的老大哥样子，把爹像是在当成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小儿子、小孙子进行训诫和开导，说爹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和错误云云，不同的只是张朝海更像一个慈祥温和的长辈，而张天倦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张天倦从未到我们家来过，他大概也不屑于上我们这样的人家。为我的作文的事来我们家了，连门都不进，坐也不坐，看也不看我一眼，更没要求要见见我，当面教导教导我啥的，开口就像是他是代表公社政府向我们家宣读判决书。爹对他那是尊敬有加，唯唯诺诺，他理也不理。他冲我爹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