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指着我这些作业和试卷说：
“老师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并不是要你在短时间内就改正过来——那是你绝对不可能的！而是要你换一种角度，换一个立场，一个他们的、老师们的角度和立场来研究你历年来的作业及考试。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站在老师们的角度和立场而不是你那个人的角度和立场——（他说“你那个人的角度和立场”时是多么轻蔑和愤恨的口气啊）——你就能发现和知道他们对你向来所有不好的评价都是正确的，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已经把你历年来的作业和试卷摆在你面前了，就看你能不能去做到改变你的角度和立场去看它们，对待它们，认真深入地研究它们了。老师们也说了，这是不能让任何人代你的，我的任务只能是从旁边协助你，给你提供一个外在的环境，一切只有靠你自己。我也准备把学生放几天假，你也用不着去上学了，我也什么事都不干，对你妈和两兄弟我都要作特别的交待，给你提供一个你这次研究客观上所需要的外在环境。”
说着他就悲叹起来：
“多少年来，我哪一次没有对你说啊，要站在别人、大家、老师们的角度和立场上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从大家、别人，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他们’的角度和立场去规定自己的一切言行，什么都不是要让自己个人而是‘我们’、‘他们’满意，想他们所想，说他们所说。你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可是，你哪一次是听进去了的啊！你都听进去了啥啊！你落到今日之下场那是你咎由自取，不能怪谁……现在，你要把这一次当成‘我们’、‘他们’给你的最后一机会，你过了这一村就再也没有这一店了！”
就这样，我开始“研究”我历年来的作业和试卷。过了半天一天，或只不是过了一两小时，爹都要来问：“研究出来没有？研究出来没有？”那样子和语气甚至于有点低三下四，哀求乞怜。仿佛我历年来的作业和考试果真有他们所说的那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实体，通过如此这般的“研究”就能把它给挖出来。家里静得如坟墓一般，他们都在配合我的“研究”。有时妈干家务弄出了响动，爹都会叫她不要干那些活。爹什么也不干了，时而在外边静等，时而在我面前晃悠，妈叫他去干活，那是他非干不可的，他都会发起火来：“不能搁一搁啥？！”仿佛这个家真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它也是可以进行下去和进行得通的。
我的“研究”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打。打过之后，他把我所有这些作业和试卷上分数全都挖掉，所有的红勾都打成黑叉，这样做了还不解气，还把它们全都拿去一火烧掉了。烧了之后就是令我把从小学一年级起到我现在正就读的这个年级的全部作业从头再做一遍，并说要拿去给老师们和一向在“无限关心、日夜关心着你的社会权威人士”看，看我身上那种“绝对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稳定的反社会特性”是否改正过来了。
从“总负责老师”那次针对性很强的谈话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到“总负责老师”那次谈话就为了说明它——我身上的“稳定的反社会特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只要他说出来了，就是他给我定性了，就是他再也无法更改的了，他只有如对待一个“具有稳定的反社会特性”的人那样对待我了，尽管办法还是那些办法，只不过是变本加厉了而已。
我这已经是第几次从小学一年级的第一道习题做起，做完全部从一年级到我正就读的这个年级课本上的习题，我都记不清了。
爹把我这一次从1+1=2做起做出来的习题拿去给“总负责老师”们看了没有，我不知道，但确实拿去给“无限关心、日夜关心着你的社会权威人士”看了。我相信我看到的是，他潜意识之中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散布、传播“总负责老师”给我定的这个罪名，因为它是可怕的罪名，他就需要这种散布和传播。这种罪名，和所有罪名一样，它散布和传播得越广，它就越真实和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