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必须按照每个病人的特点确定诊疗方案。而且，书从写作到出版有个滞后期，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医学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行医过程中需要判断力吗?”
“当然。医学上每个决定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根据你的判断，2005年9月8日晚上，针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病情，最好的选择就是出门诊?”
“是的。”
“你能否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痛恨医院。我都不愿意让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每次去过医院都会加重她的病情，也会让她变得更焦虑。她更希望我去她家里。在她去世前八个月，我基本上每周去她家门诊一次。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其中有几次乔丹·斯坦霍普在电话上都说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9月8日晚上，没有人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确信这次门诊像往常一样是虚惊一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完全排除她确实病危的可能性。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她家。”
“莱特纳小姐在证词中说，你在去她家的路上提到，这次门诊可能真的有情况。是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只是说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注意到斯坦霍普先生的声音里比平常多了一丝焦虑。”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告诉斯坦霍普先生，你觉得斯坦霍普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告诉他，任何胸部疼痛，都必须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但之前斯坦霍普太太也有过胸部疼痛，事后都没有大碍。”
“斯坦霍普太太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她去世前几个月，我曾经为她做过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模棱两可，不足以说明她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我极力主张她去医院，由心脏科医生做一个更为深入的检查。”
“你跟病人建议过吗?”
“我多次向她建议，可她一再拒绝，因为做检查必须去医院。”
“最后一个问题，博曼大夫，”伦道夫说。“是关于你诊所里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的。这样编号的病人得到的照顾更多还是更少?”
“当然是更多!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的病痛是真的，还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我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症状。作为医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才用‘问题病人’编号，以示区分。”
“谢谢你，博曼大夫，”伦道夫说着收拾好讲台上的笔记。“提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