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他的狱友?”
维吉尔几近恼怒，说：“他没有杀那个女孩。你做的事情全是扯。”我在酒吧常听到他这种说话腔调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差劲工作或唠叨老婆时就这么说话——被激怒但限于环境，只好忍耐。
“什么?”我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
“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你当时在场?”
“不，我不在。别自作聪明。”
这回我被激怒了。我才刚刚碰到他，他就觉得足够了解我到能侮辱我。“在我看来，”我说，“只有两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克丽斯特尔·哈根和杀害她的那个人。其他人所说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
“我并不需要在场就知道他没有杀那个女孩。”
“泰德·邦迪[6]也有人相信。”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真的，但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他没有杀人。”维吉尔厉声说道，他指着他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我。我们谈谈。”
九
我浪费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打了八个电话试图从那位公共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弄到卡尔·艾弗森的犯罪卷宗。起初，接待员尽力理解我的需求，等她终于明白时，她说那份卷宗可能多年前就被毁了。“无论如何，”她说，“我没有权力将一个谋杀案的卷宗交给寻求这份文件的什么汤姆、迪克和哈里。”之后她就把我的电话转到了首席公设辩护人伯塞尔·科林斯的语音信箱，我的信息似乎落入了深渊。第五天我都没有接到科林斯的回电，于是我逃掉了下午的课程，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
接待员告诉我首席很忙，我告诉她我会等，尽可能地在离她桌子很近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样她讲电话时我可以听到。我阅读杂志消磨时间，直到她最后对某个人低声说我逗留不去。十五分钟后，她受不了了，领我去了伯塞尔·科林斯的办公室。伯塞尔是个皮肤白皙，顶着一头蓬松杂乱的头发，鼻子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粗大的男人。他对我笑了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卖给我一部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