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槟290块?她喝了多少杯?”
“她要了一瓶。她喜欢法国顶级香槟唐培里侬，想要82年的，我劝她算了。”
“没想到他们竟能做出这种事。”
“可能你不了解他们。你要是早问我，我就提醒你了。”
我从皮包里翻出钱包，拿出一张运通信用卡。
“我们不收运通卡，VISA或是万事达可以。”
我换了一张VISA卡给她。
她仔细看了看。“你有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吗?”
我竟然忍住没发脾气，打开钱包，举到她眼前让她看清楚我的驾驶执照。
“不好意思，老板规定的，我马上回来。”
“你们真周到，”我说，不过她已经往吧台去了，把我的账单和信用卡递给吧台服务员。不久，她拿回来一张现金收据和刷卡单，刷卡单垫好了复印纸，画出了收取的金额，又递过来一支笔。
我停顿片刻，算算该付多少小费。她似乎没有给我们送过食物。
“这里的消费算便宜的，”她殷勤地说。“我们收的小费全部上交，再和吧台服务员平分，每个人拿不到多少。我们很多人过得很辛苦。我有两个小孩。”
我把小费比率再加了5个点，几乎达到了10%。我走出大门，不经意地回头，在里面的房间，和安娜一起打台球的红发美女靠在墙上，伊桑的食指摸索着她的裙边。仿佛感觉到什么，他朝我的方向瞟了一眼，正撞上我的目光。我不等他有任何反应，赶紧离开了酒吧。
凌晨2点35分，我直挺挺地从床上坐起来，推开被子，走到书桌的椅子前。我的皮包挂在椅背上。像大多数酒店房间一样，从停车场照进来的光足以照见所有的平面。我拿起皮包，从外口袋摸出我的索引卡，拆掉橡皮绳，像准备魔术一样一张张按序排好，随便挑了一张。我拧亮台灯，拉出椅子坐了下来。椅子的皮坐垫被空调吹得冰凉，我坐得不舒服。我用水非常节省，不过酒店空调温度打得很低。假日酒店慷慨地提供了一张备用毛毯，已经被我从衣橱的塑料袋里拖出来了。
我照例穿着T恤短裤睡觉，用毛毯和被单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房间这么冷，我赶紧回到床上，拿两只枕头靠在床头，盖上被子。我在1942年波克名址录上查到两户姓戴斯的人家：斯特林和克拉拉，住址帕拉代斯4619号;兰德尔·J.和格伦达，住址戴西街745号。在1972年的波克名址录中，我找到了R.特伦斯和伊夫琳，住址同样是戴西街745号。于是我推测戴斯夫妇婚后搬回了父母的房子。我还记下了左右两边的邻居姓名和地址。皮尔彻一家，1974年住在特伦斯和伊夫琳隔壁，后来不知所终。住在743号的洛尔莱·布兰德尔也没了记录，但是在罗尔斯顿还有一位L.布兰德尔。我从现在的电话簿上查到此人，记下电话号码，关上灯，裹了被子继续睡了。
6点钟，我迷迷糊糊地醒了。我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既然不用跑步，我就有时间整理一遍思绪。最重要的一点，我完成了任务。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与我作为遗嘱执行人的义务无关。我想知道伊夫琳·戴斯的态度。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必须认真对待。我在想方设法恢复戴斯在儿女心目中的地位，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听不进去。理论上来说，这件事没有回报，不过那50万美元可是真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我接到的最赚钱的生意。我决定要办得漂亮，办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