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象黑格爾所斷言的是
“倫理觀念的現實”，
“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
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個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
“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註：《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六七——一六八頁；第一六七——一六九頁」。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貞觀四年，太宗問肖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是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註：《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
上引唐太宗的兩段議論，關於皇帝個人與中書門下、政府百司之間的關係，論述得何其精采，又何等深刻！
他把君主個人和宰相集體論執的
“須合變通”，對立統一的必要，說得清清楚楚。歷來人們引用這兩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這些議論提高到國家政體上去認識的。
《貞觀政要》的編者吳兢確有卓識，他是把這些對話放在《政體》中加以考察的。
多年來，我們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於人事，而忽視制度。
近年來，寫唐太宗個人政治作風的文章很多，也都不免於這個偏向。
第318章 報復
中渭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