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为阿纽塔着急。最近一个星期，我住在她那里，在养蜂人沃捷赫家里。她就象一首歌──那么轻盈，快活，温柔。早晨起床，一双大眼睛由于睡眠而有点儿发肿，脸上那个小酒窝就象婴儿的一样……可以用疼痛折磨一个男人，当然，这是可怕的，但是，与肉体相连的一切还是可以经受住的。而他们现在可能会用羞辱去折磨姑娘。我有时感到十分恐惧：人们生活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一个形象和模式造就的，而且活得时间也不长，可是你瞧──盖起了一座座监狱，学会了刑讯拷打，互相残杀，使儿童遭受不幸……为了事先天下大同，到底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真话呢？”
“首先应当绞死希特勒。”
“你要明白，每一个新的牺牲本身都会使更多的人蒙难。”
“你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反对绞死希特勒吗？”
“你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照我看，希特勒也不能算人。人可能犯错误，干蠢事，可能身不由己地成为各种不幸的制造者，但是人，这种能够自觉地思索和事先其打算的两条腿脊椎动物，无权仅仅因为有的人语言不同，长着鹰钩鼻子或喜欢吉普赛人的生活而从肉体上去消灭自觉的同类。希特勒──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要说的是，世界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属于这样一种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全部牺牲决不能成为感伤地回忆往事的理由，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震荡，它迫使人们去思考──今后怎么办？我们的阿尼娅此刻正在为之受苦的那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
“什么事使你的情绪如此阴郁呢？旋风。”
“有人说，痛苦会使人变成铁石心肠……我不知道……也许不完全是这样。痛苦会折磨人的精神。一九四二年，我在克里沃罗格枪毙了一个叛徒……他是盖世太保的奸细。他偶尔在小报上写点东西。什么伟大的乌克兰，该死的莫斯卡理，可恶的公社……总之，应有尽有，大有正人君子的派头。要是他仅仅写点东西，那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却装出一副民族主义者和反希特勒分子的面孔。我们有几个人上了钩，死在监狱里。我去找他。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妻子在他身边细声细语地说着话，又温柔又善良……他约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的三个年轻大学生来见面，这三个学生曾在我们那里收听记录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就是说，我现在不把他打死，明天我们的三个年轻人就会被吊死在刑讯室里。可怕的是，我当时连想也没想到那些已经被他出卖了的人。我考虑的是，他明天会出卖谁，但我看见了他妻子……当我和他走出来后，他跪倒在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一个劲地反复说：‘我有廖列奇卡，廖列奇卡会变成无依无靠的人，为了廖列奇卡，饶了我吧，我今后替你们干……廖列奇卡是无罪的，她丈夫是个懦夫……’后来，我一连三夜没睡着觉，他那张面孔老是出现在我眼前。”
“你喜欢上她了，”科利亚低声说道，“我懂你的意思了，旋风。”
“你还没有孩子，这一点你是不会懂的。算了，让我们来考虑考虑施蒂利茨吧。谢多伊的人证实，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看来，应当把这个党卫军分子要么打死，要么劫持出来。绝不能把这种人放过。”
“不错，可是，劫持与干掉，这有很大差别。你对法兰西饭店熟悉吗？”
“熟悉。”
“非军人能够进去吗？”
“我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