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盡興而歸，到了州橋的國子監附近，拱手作別。
徐平帶著劉小乙和幾個莊客緩緩行走在大道上，在如煙如霧的春雨中想著心事。今天金明池的聚會，一是與下層的館閣詞臣聯絡一下感情，再一個就是與范仲淹交換意見。
政治從來都少不了黨派，無非是關係緊密還是鬆散罷了。大勢所趨，呂夷簡多年把持朝政已經成了靶子，中層官員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形成合力與之對抗，便給了剛入仕途沒多久又有比較高的政治地位的館閣人員機會。范仲淹因緣際會，成了這些人的共主。
范仲淹並不植私黨，年輕官員聚在他身邊是因為政治觀點相同，也有人是被其個人品格吸引。范仲淹本人，是被推到共主這個位置的。
而因為三司條例編修所的關係，徐平身邊也聚集了一批年輕官員，兩人身邊的人還有許多重疊。現實情況如此，他們不得不把一些話說清楚。
徐平的政治觀點不明朗，態度顯得有些曖昧，引起了身邊一些人的不滿。但徐平不打算改變，說白了，不管呂夷簡倒還是不倒，對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沒有什麼影響，為什麼要跳出去做那個惡人？尤其是從前世歷史中知道範仲淹失敗的情況下。
徐平現在要做的，是藉助三司這個機構，把與經濟有關的社會秩序理順。只要做到了這一點，現在朝政的很多問題就不是問題了。
理財，卻又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從今天與范仲淹的談話徐平就感覺得到。
歸根結底還是范仲淹說的那一句話，天下之財有數，在官則不在民，朝廷的財政收入多了，就必定損害了民生。不解決這個問題，與范仲淹思想上的深層衝突就一直存在。在推動大農莊的問題上范仲淹願意先退一步，那是因為這些年來徐平理財的政績，無論是邕州的蔗糖務，還是京城裡三司開的新場務和鋪子，都沒有損害民生，還惠及民生。
一旦在這一點上出了問題，雙方合作的基礎就不存在了。
白天在金明池邊，當時徐平很想回答范仲淹一句，勞動才創造價值，一切財富都是基於人類勞動基礎上的。既然勞動可以創造價值，也就可以創造財富，那麼有效勞動力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都可以增加財富。
在徐平前世這是常識，這個年代卻未必。
認識到財富可以被創造出來，對於社會發展至關重要，後世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這個根基上。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可以把經濟問題從專注於財富分配中擺脫出來，轉移到擴大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上。
中國古代的經濟家，理財能臣，都是專注在財富的再分配上。重農抑商如此，抑兼併如此，鹽鐵專營也是如此，主張輕徭薄賦就更是如此。從管仲桑弘羊，到唐朝的理財能臣劉宴，這一思想一直傳承不變。
他們不能回答財富從哪裡來，政策也就失去了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