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歐陽修的影響。心性在宋朝，特別是在北宋，在讀書人中並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講實學，講實際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談必性，講求個人修行。理學的意義更大的是在虛的哲學意義上，對佛教哲學的吸收融合，斷了佛教在社會上層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學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來，以《易》和《春秋》為宗的治國理論。對自身嚴格要求，關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奮不顧身。在學問上面范仲淹顯得粗疏，但正因為粗疏，也就沒有破綻，一些大的原則，怎麼說都是對的。他留給後人的，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激勵後人。至於真正的精細學問，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不管是新學還是舊學，都是繼承范仲淹這種精神的。他們的分歧在治國之道上，這個治國之道的思想來源就雜了，李覯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動改革了，徐平自然會留心古今的歷次變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銳地發現一個問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影響深遠的變革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商鞅變法是法家的實踐，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動漢化，王安石變法不用講，意識形態衝突的色彩特別濃烈。把意識形態不當一回事，認為能一言出天下景從，就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不解決意識形態問題，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裡跳。
後世講歷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識形態的衝突，這樣做的原因多種多樣。至於把改革中的各種勢力分為幾個利益集團，認為反對者只是因為利益受損才反對，無非是把歷史庸俗化，跟戲曲中用臉譜代表幾個人物一個道理。利益受損肯定會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對的就是利益受損的，把政治當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類智商了。
把歷史人物庸俗化，把歷史事件簡單化，把歷史進程虛無化，徐平前世閒著沒事跟人聊天自然無所謂，發帖子吹牛也無非是閒氣。但自己置身這歷史洪流中，再沒有覺悟，用遊戲的心態看歷史，那就要活該被歷史大勢碾成塵土。
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分析，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關係構成了經濟基礎的最主要內容，這種變化就要在上層建築中表現出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政治結構變動困難，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識形態的改變上。
意識形態沒有動靜，就說明了改革的時機不成熟。強行推動，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車裂的下場，失敗了則死無葬身之地，有一個王莽現在還被嘲笑呢。現在萬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現，他的受人擁護，說明了意識形態到了重大變革的時候，改革已經成為社會的內在需求。只要順應時勢，就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推動社會變革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