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豐年和災年的糧食價格，不再是商業行為，而是帶上了金融屬性。只要商品帶上了金融屬性，就從單純的互通有無的商業行為，變成了利息剝削的手段。對這種行為的限制，中國自古有之，即常平，這也正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內容。
在商業中囤積居奇炒作價格的辦法，或者說投機倒把，為歷朝所打擊。事物都有兩面性，商業通有無，商人從中賺取利潤是合理的。超出商業行為，用金融手段來在商業中賺取利潤，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於向生產領域配置資源，而不在商業行為中。法家所謂的抑商，正是出於對此負面性的認識。而反對抑商的人，則是出於對商業通有無的正面認識，各置一端，不能夠簡單地認為他們誰對誰措。當朝理政者，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哪些商業行為是被鼓勵的，哪些應該是限制的。以常平來平抑糧食價格的波動，是因為糧食是民生所本，其實大多數的商業行為，不可避免都會這種行為，都有勸和抑的一面。
第14章 治術（五）
從工業革命興起，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有一部分學者開始研究經濟學。很快研究者就發現，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政治，每一個枝節，每一個點，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稱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再是千變萬化，實際上還是政治，講的是怎麼生產，怎麼進行剝削。有講如何促進生產的一面，這是經濟學的積極意義，包含在其中怎麼剝削，則是政權需要真正去關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產固然重要，抑制剝削烈度對於政權更是生死攸關。
經濟學的每一個環節，執政者都應該扒出來看清楚，哪裡是在講生產，而哪裡是在講剝削，又有哪些與這兩者無關。抑制剝削烈度不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剝削髮生之後的事情，混淆兩者，是在掩飾剝削。掩蓋是沒有用的，窮人就是越來越艱難，終究會生大亂。要調和社會矛盾，更好地前行發展，剝削烈度是必須被控制的。經濟學在講生產的時候有一的定獨立性，講分配則全是政治，故緩和剝削烈度，只能並且必須使用政治手段。到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經濟，經濟手段解決不了問題。讓政治遠離經濟，是剝削階級對政權馴服的表現，離得越遠，政權的獨立人格越弱。
剝削為什麼一定要控制？因為剝削之開始，是在奪取剩餘之物上，與生存和生產無關的那些產物。而隨著剝削，社會財富向剝削者集中，勢力越來越強，烈度越來越高，最終會延伸到生存和生產物資。由此導致社會發展停滯，底層難以生存，整個社會難以為系。
不要以為剝削者不勞而獲聚集財富之後會用手中的錢去發展生產，那種是異數，而不是常態。如以農業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緩和階級矛盾，出現的不是大地主積極用聚集的財富去發展生產，而是借著各種天災人禍變本加勵地去放高利貸。高利貸不滿足，再向著直接奪走被剝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體、生命、家庭甚至子孫後代、道德榮辱的奴隸制轉化。資產階級也不會高尚到哪裡去，一樣會向著高利貸、奴隸制退回去。
財富的聚集不能自發地去發展生產，需要引導，這就是政權的責任了。變法，從根本上就是緩和矛盾，同時發展生產，破除面臨到的這一個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