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不等於說家天下強於大一統，因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發展不到治而後亂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約等於大一統治亂循環的下限。
在這套話語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封建社會的下一個朝代，都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為內部主要矛盾的歷史時期，大同之世依然遙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讓資本家掌權就無從談起。改革措施，與此無關。
確定了天下屬於誰，誰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意識形態接下來面對的是國內矛盾。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意識形態的下一個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同樣是公天下，還有一個立場問題。
朝廷必偏，是說政權必須有一個立場，沒有立場，政權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選擇，是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這是中國傳統的立場，也是這個時代能被廣泛接受的立場。天下以民為本，是孟子理論中很重要的內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為什麼使用這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而不是拿課本上源自歐洲的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課本上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都是資產階級為了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政治結構。徐平的立場不偏向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最廣大的被剝削者，自然就不會使用這兩種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從屬於意識形態，同一意識形態會有多種政結構，但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很難使用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
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都是為了弱化統治者對政權的掌控力而出現的，弱化的目的是利於資本家操控政權。只要統治者的權威還重，天然就有號召民眾，有把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對於統治者來說，大義在手，天下我有。立憲以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斷絕這種可能，確保資產階級對政權的掌控權。
政權的獨立性就在於，在政治結構的最頂層，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而沒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沒有不可更改之憲法。誰都想一勞永逸，只是政權被現實教訓了，面對內外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一勞永逸還只是一種夢想。或許只有寄望於科技進步，生產力大發展，用極大豐富的物質來慢慢彌合矛盾。
哪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內部，而臨嚴重的危機時，有人想進行較大的改革，大義一舉，依然威力無窮。沒錯，說的就是美國，就是民主制。最高統治者留有較多權力的時候，揮舞著大義，把政治結構大變樣並不稀奇。你能把這一個拖下台，後面還會再出現另一個，社會危機不解除，這種衝擊就不會結束。無他，政權有立場，但政權本身是獨立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權生存，這種獨立人格就體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