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政治皆起於爭，無爭就無政治，人人自足天下自治，人類社會不需要治理。認為爭是源泉，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共產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出現了階級分化，從而出現了階級矛盾，階級矛盾實際上就是爭。在階級鬥爭中生產力發展，最終進化到共產主社會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始觀點，與大同——小康——大同的三個階段是一致的。後來的社會主義認為可以先消滅階級，而後發展生產力，進而發展到共產主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與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善是偽，有異曲同工之處。即認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會性，非社會性的為偽。既然偽，那就可以用社會主義的法律，新時代的制度來規範。不只是要規範你的行為，還要規範你的思想，因為不合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偽的人性。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法家，社會主義者愛法家，其施政具有濃厚的法家風格，不是沒有來由。
荀子的思想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人的精神天地，跟自然的天地分開，換句話說就是唯物主義。孟子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思想，還在人與天命的關係上。正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分為了兩派，接受了孟子的民為本，但又同時接受了荀子的隆禮重法愛民。民只要愛就夠了，怎麼做事，怎麼思想，由禮和法來規範。最後的理學，實際上也走到了這一條路，存天理滅人慾，那就用禮法去滅民的欲。所以北宋這麼多政治人物，朱熹就拉著司馬光跟其他理學創立者一起，做道學先生。跟他一樣尊孟的，偏偏他就則看不上。
王安石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沒有遵循荀子的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進一步，實現天人分離，把天命從人世中摘了出去。這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最根本的一條路線鬥爭，是政治本於民心，還是民心本於政治。王安石認為政治要順民心，重德教，性無善惡，而情有善惡，百姓自己會處理善惡。你不能規定百姓的行為，約束百姓的思想，來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馬光則相反，隆禮重法，法在禮後，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規定百姓的思想和行為。把人的行為和思想都規範約束了，則天下自然就大治了，發展到後來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裡，反對者要規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為還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後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後的變革其實一樣，具有相同特點。
「萬千道理，俱都歸於民心當中，這就是為政的法則。以民為師，找尋道理，圓滿學問，理通則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禮儀，法度隨此而變，次序不能錯。先用禮治民，而後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禮重法治國，尚賢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這便如先給天下之民刻下一個模子，讓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個模子裡長，長得一個模樣，天下就大治了。世間無此道理。這個模子名之天命，實則巫鬼。其禮與律名為法度，其實殘民之術，用之則為天下大害。為政者不能夠從民心中找尋道理，而去求禮法，求教化，與治世南轅北轍。你們現在做的，就是以民為師，找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