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公开王景纯的奏折，原本就是为了听听各方反响。张之洞作为受托孤之命的惟一汉大臣，德高望重的元老，他的意见自然更应重视。载沣放下监国之尊，亲自来看望张之洞。
张之洞与载沣共事将近一年，深知载沣与他的父亲醇贤亲王、二哥光绪一个样，平庸而懦弱，决不是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强者、一个能导国家于治平的明王，但命运和时势既然把他推到了这样的位置，张之洞不得不在他的身上寄予重望。
老相国拖着衰弱的身体，以报答国恩的忠诚，与年轻的监国恳谈了半天。他告诉载沣，不能据御史的一纸参折来定大臣的罪，折子上所讲的那些事，都要通过查核落实才行。他向载沣指出，眼下正是历史上常有的“主少国疑”的局面，这种政局需要当国者小心谨慎，多用笼络，少用杀戮。何况海外的革命党虎视眈眈，千万不要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安定、平稳才是上上之选。
又说袁世凯曾经是六镇北洋新军的统帅，与北洋中上级军官关系不浅，倘若因处置袁世凯而引起北洋军的骚动，将对大局极为不利。说到这里的时候，张之洞想起徐世昌所说的关于汉阳枪炮厂的事，遂特别严肃地对载沣说：“这二十年来，奉朝廷之命，为了徐图自强大业，不少督抚在地方上办起了洋务局厂。这些洋务局厂多半属于军事上的，个别几个省还训练了新军，当然，地方上的局厂军队，都是大清国的财产，但毕竟大部分是该省自筹的。请摄政王继承太后和大行皇帝的遗志，对这些忠贞为国的督抚予以尊重，对他们的局厂军队要予以爱护，不要动不动就收归朝廷，更不要随便指摘他们动机不纯。督抚安定，天下才会安定。各省眼下都在关注着朝廷，关注着摄政王您，您的一举一动都系着天下安危。”
为着让年轻的监国增加治国阅历，张之洞还给他说了咸丰帝慎办左案的掌故。
当年樊燮状告左宗棠的折子到了咸丰帝手里。咸丰帝看了十分惊骇，提起笔来，在官文奏折上批了四个字：就地正法。写完后，他想想有点不妥：左宗棠虽是个幕僚，却才干超众，不能听信一面之辞，错杀人才。于是再次提起笔来，写道：饬湖南巡抚查核，若果有其事，将左就地正法。
到了夜晚临就寝时，咸丰帝又想起了这事：左既是巡抚的幕僚，让巡抚来查核，必不能服樊燮之心，应由朝廷出面来查为好。于是重新拟一道旨，着都察院速派一名正派御史前往湖南调查此事。第二天一早醒来，咸丰帝想起正在带兵打仗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是湖南人，必定对湖南情况熟悉，听听他们的意见很有必要。上朝后命内阁拟旨分寄曾、胡，征求他们对左案的处理意见。正因为咸丰帝再而三、三而四地慎之又慎，才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也为大清国保住了一根柱石。
载沣说：“老相国说的这桩旧事对我很有启发，对袁世凯的事，我会慎重办理的。另外还有一件大事，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何事?”张之洞将身子向着载沣倾斜过去。
“明年，我想给皇帝启蒙，您看师傅选哪几个人合适?”
张之洞说：“这的确是件大事，容老臣来慢慢寻找。”
刚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人来。此人便是当年京师有名的“四谏”之一、甲申年因为与曾国荃不和而回籍，至今家居二十多年的陈宝琛。
那年陈宝琛从福建到江宁看望张佩纶，居然不进总督衙门，显然是对张之洞冷淡友谊的不满。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能在晚年与老友有个见面谈话的机会，调陈宝琛来京做小皇上的师傅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寂寞二十多年的老清流也可在晚年风光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