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事之中有書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貶惡，而褒貶的標準則是禮義，故《春秋》即是
禮樂原理的具體運用。通過敘事來寓褒貶，通過褒貶來宣傳禮法，這就是《春秋》
的主題思想。孔穎達說：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治安，倫理道德，無一不尖銳對立，十分混亂。孔子生
逢亂世，心懷大聖，“想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讀書人一無所有，只有將滿腔熱情與憤懣訴諸筆端，著書立說以
存其正論。因魯史所記多有得失善惡之行，故依據經法來一一加以繩正，予以褒貶。
他的褒貶十分貼切準確，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真是威力無比，一枝禿筆勝過十萬雄兵！
自從孔子死後，對六經的論述雖然時見載籍，但都沒有孔穎達評說得這樣全面
具體、影響深遠。鄭玄、王肅遍注群經，容或有較系統的論述（如鄭氏《六藝論》），
但現在大都失傳，不像孔氏諸說保存完整。自從唐代將《五經正義》頒行天下後，
迄至北宋數百年間，孔穎達那平實詳正的經論便成為後學諸儒奉行的正統理論，即
使後代已重訂《五經大全》，《五經正義》的觀點也常常作為傳統的說法來加以引
證。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為《十三經註疏》中的主體內容刊刻不絕。如
果要考察中國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經正義》毫無疑問將雄居榜首。其發行之廣，
影響之深，已遠遠超出了唐統治者統一經說以利科舉考試的初衷，進而對整個中國
經學的統一和規範工作作出了特殊貢獻。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書也無盡善
盡美之作。儘管《五經正義》已經經過通人指責、覆審考校，但仍然難免小疵。前
人常指責正義的失誤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皮錫瑞
《經學歷史》）曲徇注文，指正義完全以注文之是非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儘量
反覆為之疏通證明，有時甚至對錯誤的註解也不加駁證，反而曲為之說。這當然不
合乎科學精神，但是疏家之義，本不破注，更不駁注，因此皇侃為《禮記》鄭玄注
作疏，時規鄭失，孔穎達反而譏他“狐死不首其丘，葉落不歸其本”（《禮記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