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到了春秋時代，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明以“周禮”為主要內容的周
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
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
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
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說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
在於復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說：。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說“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
雖然話是說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說，卻從“名位”上去說，
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喚氏所說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說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
“原情為本”，是說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
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
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
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
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
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說：“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
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
“忠道”。所以陸淳說：“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注]。
對於啖助所論的《春秋》宗旨，趙匡略有異議。他認為“《春秋》因史制經，
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興常典、著權制。如凡是郊廟、喪紀、朝聘、搜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