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娶違禮則譏之，這是“興常典”。至於“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
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因為《春秋》之作，目的在於
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也就是通過“例”、
“體”而寓褒貶。他說：“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知其體，推其
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可知趙匡比啖助更強調“褒貶”[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
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
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說，本來都是口口相
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敘
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歷史本末，通過它的敘事去探求《春秋》經文
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
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裡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
敘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谷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
批評《左傳》“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經》經旨
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谷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
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
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面說，比《左傳》要嚴
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
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
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
說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
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說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
“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說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