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富貴，固榮寵”，這類人就是奸佞之徒。而且這類人喜歡用“甘言諂辭”來投合
人主之意，“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
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煉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
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這類人往往能得到人主的歡心。李翱警告說，君主如果
信用奸佞之臣，“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必須加以警惕[注]。
李翱關於忠正奸佞之辨是有所指的。當時朝廷中黨爭很激烈，唐代後期的朋黨
政治正在形成，他也難免捲入其中。他用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分析現實政治中
的黨爭，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2．改革稅法，減輕百姓負擔。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為了解決當時的財政危機，推行“兩稅法”，
代替過去的租庸調製度。到唐憲宗元和末年，這種“兩稅法”產生了一系列弊病，
給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從建中初到元和末四十年來稅額未變，但物價變化很大。
當時稅戶交納十千線的稅額，只需要二匹半絹；而元和末同樣交納十千錢的稅額，
卻要八匹絹。這樣，實際上稅額增加了三倍，造成“農人日圍，末業日增，一年水
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李翱主張改革稅制，不再讓百姓交錢，而代之以
布帛，恢復唐初的租庸調製，這樣可以大大減少百姓的負擔[注]。在《平賦書》中，
李翱從儒家民本思想出發，認為“四人（民）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
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他同情
民間疾苦，主張“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應先讓
百姓富足，然後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足，就會“視其長上如仇讎”，自
古危亡之道，皆由於此。他批評重斂百姓的做法說，“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
而不知輕斂之得則愈多也。”他進一步論證說：“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
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
財日益匾，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他希望恢復遠古時的井田制及
什一之法，認為“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商周之道廢”，因此作《平賦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