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對朝廷的這一舉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大唐中興的先兆。但他認為，
“定禍亂者，武功也；複製度、興太平者，文德也。”（《新唐書》卷177《李翱傳》）。
他針對當時的政治現實，提出“修文德”的六點意見：用忠正、屏佞邪、改稅法、
絕進獻、厚邊兵、通雍弊。他認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他勸憲
宗說：“如不惑近習容悅之司，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
平，可不勞而功成也”。如果不以這六條根本為意，那麼大唐中興就難以成功。李
翱向憲宗提出自己的擔憂：“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君臣進
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
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滿懷信心地說，如果能將他
所提出的這六條完全做到，並保持五年不變，那麼五年以後，“臣必知百姓樂康，
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注]，這是和氣
感應的結果。在這裡，他援據先儒的天人感應說，為自己的主張張目。李翱比較重
要的政治主張有這樣幾點：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認為，國家興亡的關鍵，在於君王是否能夠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
輔佐君王。忠正是“百行之宗”。針對有人感慨忠邪難辨，他認為辨忠邪是有辦法
的，“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責為朋黨。
他指出，“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李
翱總結歷史上的經驗，說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義相往來，“邪人嫉而讒之，且
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如兩漢的蕭望之、周堪、劉向
是忠正之士，卻被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別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漢朝中衰。所
以，能講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
成”[注]。
李翱認為用忠正就必須屏奸佞，二者是統一的，對忠正之士雖加以任用，如果
“雜以邪佞”，則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說“遠佞人”，李翱解釋說：言不可以共為
國也。”李翱認為奸佞之人也並不難於分辨：“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