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
這裡，他把“經”“權”關係表述得極為明白深刻，從而使這一對範疇具有普
遍性的方法論意義。“經”是原則，“權”是實現原則的途徑，“經”者常也，
“權”者變也，死抱教條而不知變革，與離開原則的變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對的。
正因為有方法論作指導，柳宗元在政治實踐中主張變革，在學術思想上提倡懷疑，
兼收並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稱為“聖人之道”，把“立大中”與“去大惑”相對。
他認為以怪力亂神來治民是“大惑”，必須予以拋棄，而應代之以“中道”。柳宗
元否定了“天人感應論”不合聖人之道後，力圖按儒學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學”。
他說：“聖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注]他認為，“聖人
之道”應該“利於人，備於中”，直接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他說：
聖人為數，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
以為常行者也。（《時令論》下）
“中道”的具體內容是五常，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與人倫日用相聯繫的
規範，而不是什麼“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義”是根本和
核心。因此他說；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
畢矣。（《四維論》）
而道、禮、誠、信則是“皆由其所之而異名”，是“仁義”原則的不同表現。
這些原則具有永恆性與普遍性，自堯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體見諸行事，則應該“凡其（民）所欲，不竭而獲；凡其（民）所
惡，不祈而息”（《貞符》），應該照顧到百姓的願望，適當滿足他們的要求，也
就是要“以百姓之心為心”，實行寬鬆的仁政，“克寬克仁，彰信於民”，以取得
百姓的信任。特別是作為政府的官吏，應該以商代的賢相伊尹為榜樣，“心乎生民”，
時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注]，實行“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的愛
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於庶民，成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這就是“和之至”，
也就是“道達於天下矣”（《守道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