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
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
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
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
“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
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這部歷史名著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座豐碑，司馬光也不愧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歷史
學家，直到今天，《資治通鑑》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和史學研究價值，繼續閃
耀著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創建理學有地位
司馬光不僅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國古代傑出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
很有名氣的儒學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中把他和周敦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同尊為北宋理學“六先生”。由此可見，在理學形成和發展的初期階段，
司馬光是居於重要地位的開創人之一。只是由於他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在學術上也
主要是篤志於史學研究，對理學的貢獻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樣宏富精深。然而，
他在經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實踐和為人處事中完全是以一個儒家的身份出現於歷
史舞台之上的。況且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全祖望
在《宋元學案》卷首的《序錄》中說：“小程子（程頤）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
邵、張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標準來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馬光確實是一位純厚的名儒大
賢。
我們稱司馬光為名儒大賢，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說明。
首先看他的學術思想。無論從《司馬溫公集》所收錄的著作中，還是從《資治
通鑑》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內容。司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資治通鑑》
及其他史學著作之外，儒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論》，《中和論》，
《孝經指解》，《易說》，《注繫辭》，《注太玄經》，《揚子淺釋》，《迂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