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的有力主張，而“開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過改革，把“聚斂之權歸之公上”，
達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的目的。“節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減冗費，限制以
皇帝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揮霍浪費。就這一點說，司馬光的主張不無道理。況且，
由於王安石執行新法中用人不當，產生了與其本來願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
新法的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就個人感情上說，司馬光和王安石早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對王安石十分欽慕，
在《辭修起居注第四狀》中說：“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王安石相去遠甚……使
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嘉伯年間，二人同修起居注，
神宗即位後，兩人又同居翰林學士之職，彼此相敬重，相處“特友善”，他們和呂
公著、韓維四人，當時被稱為“嘉祐四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1）。甚
至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之後，他們在感情上並未完全破裂。司馬光一直認為：“介
市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傳家集》卷63，《與呂晦叔第二簡》）王安石變
法失敗罷相之後，也還稱讚司馬光為“君子人也”（曾敏行《獨醒雜誌》卷4，轉引
顧奎相：《司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王安
石病故，噩耗傳來，正在重病中的司馬光不禁為之感傷，還特寫信給執政的呂公著，
囑其“優加厚禮”（《司馬溫公文集》卷10，《與呂晦叔第二簡》），朝廷接受了
他的建議，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以上事實，說明司馬光確是一位光明正直的“君
子”。
總之，作為封建時代一位偉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馬光，不愧是一
代名儒大賢，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許多方面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可供學習和借鑑
的精神遺產。對於他的局限和不足之處，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實事求是
的態度加以對待。
（李剛興 撰）
主要參考書
1．宋史·司馬光傳》
2．《宋元學案》卷7、卷8《流水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