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調和“理”“氣”的對立，骨子裡是為理本體論服務。從“有”“無”關係
上看，他避開了把本體說成絕對的“有”或絕對的“無”，認為如果“說得死了”，
“落在一邊”，就是一個片面。因此“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可為萬化
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文集》）只有把本
體放在有無之間，說得活才能使精神本體擺脫形體的局限，又可避免淪於空寂。朱
熹認為，這是同佛家的“空”和道家的“無”區別開了。
再次，在總理與萬理的關係上，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題。他說：“總
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是理的總體，就是“理一”。“理一”又有分
殊，“萬殊各有理”，“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為牛的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
為馬的性，物物各有理。”（《語類》）分殊就是“理”體現於萬事萬物之中，
“理一”和“分殊”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繫的依賴關係。他說：“蓋合而言之，萬物
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類》）說明萬物皆統一於
太極，而太極又分屬於萬物。他接過了佛教華嚴宗“理事無礙”和“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的理論，認為分殊於萬物之中的“理”是“太極”完整的全理，而不是全
理中的一部分。他說：“雖然又自有一理，又卻同出於一個理爾。如排數氣水相似，
這盂也是這樣水，那孟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里，卻也是
水”（《語類》）。同樣，“太極”分殊在萬物之中的“理”，雖物物有別，物物
有一太極。正如佛教禪宗玄覺在《永嘉正道歌》中所說：“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語類》）。天上的月亮普映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之月又都是天
上那一月的整體映象。
“理一分殊”否認了個別和一般的差別，把一般與個別相等同，這是形上學
觀點。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為封建等級制度作辯護的。朱熹說：“天分即天理也，
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位，君安其君之分”（《語類》）。只要人人安於所居
之位，就體現了“天理”的最高原則。這在當時，正是對貧苦農民“均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