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分。魏了翁出身於平民家庭，他對這些優良的思想成分自然容易有所繼承，
“觀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就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
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文集·特班奏事》）
這個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天命論色彩，然而結合當時流行的思想意識來看，這個
“天”無疑是指天理。在魏了翁看來，天意與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欺天
就是欺民，這種行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警告統治者不可作欺民之事。因此，他
強調：“為政不害於民”。他說：“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
百姓和而年歲豐也。”（《春秋左傳要義》卷7）這種把民和天看得同等重要的觀點，
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封建政權，
但他畢竟認識到，首先必須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達到使國家鞏固，
只有不害於民，才可能使勞動人民得以積極從事生產活動，從而做到民和歲豐。為
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上位，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春
秋左傳要義》卷7）。這就為“忠”的內容賦予了新的含義，他不認為僅僅把對君主
的愚忠看做是“忠”的全部內容，而把關心民眾疾苦，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之得到
安定和溫飽也看做是“忠”的一個重要標誌。當然，這也是與忠君有著直接聯繫的。
從上述觀點出發，魏了翁大膽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的“欺民之事”，他說：
“今錢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文集》卷99，
《天慶節祈雨醮詞》）他對當時社會上的貧富兩極分化之原因也進行了揭露，魏了
前指出：“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饑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至貧，
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春秋左傳要義》卷27）。他提出
消除這一惡果的辦法是“使貧富均而勞逸等”（同上）。這種“均貧富，等勞逸”
的說法，竟然出自一位封建地位階級思想家魏了翁之口，其與當時農民起義軍“均
貧富，等貴賤”的革命口號幾乎同出一轍，確實值得加以玩味，從這個觀點來看，
我們更可以了解到魏了翁重民思想的可貴之處。對於當時農民群眾反抗地主階級的
鬥爭，魏了翁同樣是站在地主階級統治者的立場上加以反對，他也把起義的農民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