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至終以此作為“立教宗旨”。這種“知行觀”只是把認識問題局限在倫理道德的
範疇上，主要是揭櫫道德修養層面的認識與實踐問題，其價值取向則是道德實踐的
實際作用。因此，它充分體現了儒家的實學精神，具有經世致用的功利主義傾向和
人本主義意義。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是以“心即理”之說作為理論基礎的。他在《答顧
東橋書》中說：“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
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
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認為，“知行”問題與
“心理”關係緊相聯結，朱熹學說之失就在於分“心”與“理”為二，因而導致分
“知”、“行”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說，主張“求理於吾心”，大
力倡導“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論，主要是因時而發。明代中葉宦官專權，政
治腐敗，貪官污吏肆意橫行，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這嚴重威脅著封建政權的穩固，
有力衝擊了封建王朝的倫理綱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潛伏已久的社會危機。由此，王
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而人是己見，
莫肯相下求正。”（《答儲柴墟（二）》）於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醫國手”自
詡，幾經冥思苦想，終於找到一個自以為救治此病的“良方”，這就是“知行合一”。
在王守仁看來，人們想的與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徹底去掉人們對於封建倫
理經常的違戾意識，就不會發生違反和破壞封建倫理綱常的行為。如果分“知”、
“行”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確指出：“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
故有一念發動雖有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
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
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著重從“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較為深入地進行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