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張將“四無說”改為“四有說”，即：“心是有善無惡的心，則意亦是有善無
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這樣，就解決了本體與功
夫之間的關係問題，劃清了儒與禪間的界線。
除《陽明先生傳信錄》外，劉宗周還撰定了《經籍考》、《古學經》，輯《古
小學集記》、《古小學通記》，並著《原旨》、《治念說》。這些學術活動的目的，
都是與他的學術主張密切相關的。
四、決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禎十五年（1642），劉宗周被重新起用為左都御史。儘管劉宗周不太情願復
出，但君命難違，他還是去了。入朝後，劉宗周多次上疏，請崇禎革除弊政，以擺
脫國家的危機。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等策略。劉宗周
雖素負清望，但畢竟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政
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張並不合時宜。在當時明朝江山已是風雨飄搖，但劉宗周認
為“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張“治心”是解救時艱的根
本。他要求崇禎“明聖學以端治本”、“躬聖學以建治要”、“崇聖學以需治化”。
這表明在劉宗周那裡，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效已經喪失。
在關於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的爭論中，劉宗周的主張更暴露出當時儒學已經缺乏
應變能力。崇禎帝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算用湯若望製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
先進技術，解決內憂外患問題。如果崇禎此舉能順利進行，也許中國可以從此由冷
兵器時代進入火器時代，並由兵器製造業引發一場工業革命，甚至中國近四百年的
歷史都要重寫。但是，劉宗周堅決反對重用湯若望，更堅決反對製造火器。他說：
“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今日不
待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他把湯若望看成異
端之人，請崇禎“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注]他堅持“仁義”說，反對革
新兵器，更拒絕接納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傳統已失去了寬宏大量的開放精神，
這也許是近四百年來中國落伍、中華文化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