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歷史上中興之主的歷史經驗，作為福王的借鑑。分為祖鑒、近鑒、遠鑒、王鑑、
五帝鑒。該書最終沒能送到福王手中。劉宗周又對《大學》進行了考訂，著《大學
參疑》，確定了《大學》的文本，並略為詮解。
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訂《人譜》。該書原名《證人小譜》，成書於崇
禎七年（1634），以後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劉宗周說：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為語
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
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
乃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
果，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靜虛無以設教，猥雲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
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
劉宗周對《人譜》極為重視。他認為佛教談因果、道教談感應，都出於功利目
的，不能真正成就聖賢人格。而儒者所傳的《功過格》，也難免入於功利之門。他
認為：“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
做。”[注]如何成聖？這便是《人譜》一書的目的。該書先列《人極圖》，第二篇
為《證人要旨》，第三篇為《紀過格》，最後附以《訟過法》、《靜坐法》、《改
過說》。“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他認為“諾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
之所以為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
《人譜》是劉宗周的絕筆。他後來在絕食期間對兒子劉燦說：“做人之方，盡
於《人譜》。”[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
監國。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刻，劉宗周聽到這一消息，時
方進膳，推案慟哭說：“此予正命時也。”於是他決定效法伯夷叔齊，開始絕食。
他說：
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禎）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
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當時江南士大夫紛紛降清，做了貳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時所學之道。劉宗
周要以自己的行動，成就自己的人格，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閏六月
初八日，劉宗周前後絕食兩句而死。其子劉氵勺遵照他的遺命，書其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