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王夫之還力斥所謂“正統”論，否認“統”及“正統”的存在，他說：“天下
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
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則必取於一統之相承哉？”
“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卷16）同時，王夫之認識到，人
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自然界一樣，也是“新故相資而新其故”（《周易外傳》卷5
《繫辭上》）的，所以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今勝於古，有力地批判了邵雍、朱熹的
復古論調。
王夫之還建立了“勢、理、天合一”的歷史哲學體系。“勢”即歷史發展的趨
勢，“理”指這種趨勢中蘊含的規律性，“天”就是物質世界的客觀規律。在這一
體系的規範下，夫之力圖從人的精神動力背後去探求追索歷史發展的深層次動因，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夫之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答案，最終仍然陷入不可
知論與神秘主義，把“造命”的希望寄託於“賢而秀”的後來者身上。
此外，王夫之的《永曆實錄》，可以說是永曆王朝的“當代史”；《蓮峰志》
則是一部地方史，都有其不可多得的價值。
王夫之對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也頗多建樹。夫之自16歲時開始學習“韻學韻語，
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萬首”（《年譜》），一生從奔走國事到隱居著述，其間所感
所懷發而為詩、詞、文賦，留下了大量文學作品；尤其詩歌，大都出自肺腑胸臆，
繼承騷、雅傳統，飽含濃厚的時代氣息和現實精神，在清初的詩壇上有重要的地位。
因之，夫之的詩歌理論是建立在豐富的創作實踐和深刻的鑑賞體驗的堅實基礎上的。
他認為，詩歌應以抒發和表現情感為其特有的內容，一長吉永嘆，以寫纏綿徘惻之
情”（《姜齋詩話》卷2）；而且“詩不可偽”，應是“曲寫心靈”、發自真情，反
對“硬架而無情”（《唐詩評選》卷4）的“昧心之作”。對詩歌創作中的情與景，
夫之認為兩者是相互融合、彼此包容的關係：“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
者妙合無垠”（《明詩評選》卷5）。夫之還特別強調詩人應充分發揮自己的創作個
性，施展自己的才情，顯現自己與眾不同的創作風貌；如果附宗派、隨流俗，就會
失卻“本色”，陷入雷同化的泥淖。他的這些見解以及對詩歌抒情特徵和藝術規律
的精闢論述極大地豐富了古代文學理論，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的發展功
不可沒。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學者，王夫之的學術思想和理論體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