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硬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見”，[注]這種憑空臆說的所謂“義
理”與聖人之大道相去甚遠。他主張在考據的基礎上重新發展儒家的義理之學。在
《與某書》中說：
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問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
附會；吾人附會鑿空益多，宋儒則恃胸臆為此，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
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後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解，則所言之意
必差，而道從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漢儒訓詁，也不一定合乎儒學原
義。因此，必須平心體會經文，以客觀的態度去闡發義理。
3.義理三書
戴震不僅主張由訓詁名物以明義理，他還主張“執義理而後能考核”。戴震生
活的時代，正值考據學方興未艾，“時人方貴博雅考訂”，以至於走向另一個極端，
認為“空談義理，可以無作”。但戴震的學術目標並不限於僅僅考訂字義、辨證名
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學義理，打倒宋明以來理學家的一切虛妄不實之說。
他提出“執義理而後能考據”的主張，著手於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戴門弟子段玉
裁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闡發說：
先生之治經，……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
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間，惑矣！
段玉裁對師訓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學之要領。戴震本人也以“轎夫”與“坐
轎人”來說明訓詁名物與義理之間的關係：
訓詁、聲韻、天象、輿地四者，如房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
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注]
戴震自視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據的所謂“當世通人”。他認為如果“故
訓非以明義理，則故訓胡為？”[注]對戴學頗有異議的章學誠深明此旨。他說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沽，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
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君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
《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之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