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於軍閥官僚之貪
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於學
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並不在於革命，而在於學術興盛，
“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沉無真志，誓絕
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後，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
心於“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
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穫，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
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
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
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採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
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
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
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
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
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
“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
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
（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
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
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孚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孚先生更
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
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