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
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岳霖、朱光
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
里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
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余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
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
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回憶
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
則面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
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
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
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李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
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
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
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准可暫時不
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孚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
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
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
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
作較徹底的反思，併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
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
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