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直覺的方法。前者是一種純粹“靜觀”的方法，猶如在活動的電影中截取其中的
一張膠片，它無法獲得運動實體的本質，而只能認識那靜止的物質世界，而只有直
覺才能勘知那永恆流轉的宇宙本體。他說：“直黨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種本能的得到，
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圓滿具足，無少無缺。”顯然，梁氏的這種直覺認識
方法乃是一種超越實踐、超越感性乃至理性思維的一種內心體驗，表現為一種神秘
的頓悟和飛躍。
正是基於這種“意欲”生成萬物的宇宙論和直覺主義認識論，梁氏建構了他的
文化哲學。
梁氏對文化的界定是以他的“意欲”說為基礎。他認為，所謂文化，“不過是
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而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
足與不滿足罷了”。在他看來，人類各民族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樣法（或生活態
度），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作為各民族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內在驅力的基礎“意欲”
有著截然不同的趨向之故。為此，他通過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法論定，儘管各民族
的基礎意欲各有所向，千姿百態，但歸納言之，總不外以下三種路向，即“（一）
向前面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他
認為，人生意欲的這三個面向，正代表了人類三種迥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即：奮鬥
欲求的態度、調和持中的態度和反身向後的禁慾態度。在他看來，這三種人生態度
各自最充分地體現在西洋民族、中國民族和印度民族身上，並分別代表著三方文化
的內在精神。三大民族正是各自秉持著自己文化的內在精神向前走去，遂成就了世
界上三種不同類型、風格迥異的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而這三
大文化系統正標誌著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截然不同而又次第演進的三大路向。“質
而言之，我觀察的中國是走第二條路向；印度人是走第三路向”；而“西洋人則走
的是第一條路向。”而這三大路向也代表著人類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
這就是梁氏獨特的文化類型理論，也是他的文化哲學的核心和理論基礎。他對
人類文化的總體考察就是以此為邏輯起點來展開的。根據這一理論，梁氏又從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