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一個是留美的哲學博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
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北大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
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
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啟迪甚深。
1918年，馮友蘭從北大畢業，回到開封，在一所中等專科學校執教。不久，
“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
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誌之宗
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
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
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衝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
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
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湧入。面對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衝突，
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
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
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
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
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
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
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
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