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歷史，馮友
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
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
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
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
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里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
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
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
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
《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
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
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
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
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對解放後事態紛
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
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
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
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
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
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