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他最主要的哲學著作《近代唯心論簡釋》和《文化與人生》就是這些論文的
匯集。正是藉著這兩本論文集和《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我們得以了解賀氏哲學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觀點和立場。
賀氏哲學思想的形成，是以對“新儒學”思潮的分析和總結為基礎的，他認為，
“新儒家”哲學代表了“五·四”以來哲學思潮的主流。他說：“廣義的新儒家思
想的發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
馮友蘭等人就是推動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為此，他著力對他們的哲學思想進行了
評析。
賀認為，梁漱溟的“新孔學”是五·四時期“比較有系統，有獨到的見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當代中國哲學》），而梁本人則
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倡導陸王之學最有力量的人”，“他堅決地站在陸王學派的
立場，提出‘銳敏的直覺，以發揮孔子的仁和陽明的良知”（同上）。賀指出：梁
一方面倡導儒家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這雖未
完全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框架，但卻比較巧妙地避免了東方文化優於
西方文化的偏狹復古思想，因而有別於當時冥頑不化的復古主義者。在賀看來，他
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使人對整個東方文化的前途，有了無限的樂觀和希望”，
從而“助長國人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賀對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評：首先，從整個思想體系來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問題，他發揮儒家陸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態度方面，很少涉及本體論
及宇宙論”，而缺少了對儒家哲學形上學的研究，不免失之簡單與粗糙；其次，
梁對東西文化的比較“只是技拾許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學的基礎”，因
而其文化比較理論就顯得較多經驗的感受而缺乏嚴密的學理說明和邏輯論證。再次，
梁雖大力提倡其直覺認識論，但他對“直覺”這一概念的界說及其內涵的規定始終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邏輯上有前後矛盾之弊。從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賀對
梁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當然，這種批評並非是否定梁的整個哲學體系，而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