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評的基礎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備和更加精緻的途徑。
對於熊十力及其“新唯識論”哲學，賀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熊是近代以來
“得朱陸精意，……為陸王心學之精微化、系統化景獨創之集大成者。”他認為：
“新唯識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以佛學元論開篇，但卻不困於佛學；它不單講
本心，而且講翁辟；不只講本體，而且講大化流行之用，故能“發揮陽明‘即知即
行’的義蘊，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見本體的說法，以為基礎，這就是他超出‘離
用言體，未免索隱行怪’、‘於性體無生而生之真機，不曾領會’的佛家思想的地
方”（同上）。在他看來，熊十力從本體論和宇宙論的角度闡發陸王心學所建立的
形上學，不但彌補了梁氏哲學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學形上學的本體論基礎，而且與
自己提出的關於“仁”的本體論，“仁”的宇宙觀思想極相契合。至於熊氏哲學的
不足之處，所言甚少，“獨於‘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點，似少直接明白的發揮”。
而這一點正是賀自己後來大加闡揚之處，並成為其新心學的核心。
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哲學，他認為，馮雖然深受英美新實在論的影響，但
實際上仍是程朱理學的繼承者。他指出：“馮先生認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
必依照理，必依照氣，這是承繼朱子認事物為理氣之合的說法。而馮先生復特別對
於朱子幾物莫不有理之說加以新的發揮”（同上）。他認為，新理學確實“有集中
國哲學大成的地方”，而馮本人亦無疑是抗戰時期“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
學家”。
但是，賀對馮的哲學基本上是持批評態度。首先，他認為新理學有支離、拉雜
之弊。他說：“我嘗講，講程朱而不能發展到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
能回復到程朱，必失之狂禪。馮先生只注意程朱理氣之說，而忽視程朱心性之說，
是講程朱而排斥陸、王，認陸、王之學為形而下之學，為有點‘拖泥帶水’……且
與近來調和朱陸的趨勢不相協合。”（同上）在賀氏看來，馮氏不僅排斥陸、王，
而且也沒有能夠全面、正確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氣之說而去其心性之學，無異
於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顯然，這種批評實際上包含著新陸王批判新程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