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歷史主義或者說歷史決定論的波普爾反覆闡明歷史沒有意義、沒有目的，當然他同時也指出，“儘管歷史沒有目的，但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目的賦予其上；而且，儘管歷史沒有意義，但我們能夠給予它以意義。”換言之，正因為歷史沒有意義，所以才需要我們賦予它意義。他說，自古以來，只有英雄、“主角”有資格進入歷史教科書，“而無數的、和那些少數人一樣有價值的人，總是被歷史遺忘，或許他們才更有價值。”
放在文明轉型的背景下考察，以勝敗論英雄者，以暴力和計謀受到歡呼和膜拜者，給歷史提供的往往是負數，而不是增量。我更關注那些真正推動了文明進步和社會轉型的開創性人物，他們散布在各個領域，未必是強勢者，但他們的出現是為歷史做加法，不是做減法的，他們才是歷史的增量。我把這一思考稱為“歷史的增量觀”。
在這一尺度下，誰是歷史的主角？光是說人民，太抽象了，人民畢竟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如果說王朝的興衰、戰爭的勝負、權力的消長進退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那麼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種瓜種豆的人，相對而言，他們能收穫什麼，有著更大的確定性和必然性，他們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儘管大的歷史環境影響著他們，甚至主宰著他們的命運，包括虐殺他們的生命，但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在面對這個世界時，面對自己的生活時，更為從容而鎮定，他們所耿耿於懷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鑾寶殿，他們是創造文明、推動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話，他們是有思想的蘆葦，他們通過自己的生活、思想獲得人生的意義。
他們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知其可為而為之，不問收穫，但問耕耘，他們做的是播種的工作。在近代中國轉型期，他們在多個層面付諸了實踐，政治制度層面，從維新變法夢到君主立憲夢，再到憲政民主夢，一個接一個的夢都破滅了。思想精神層面，他們引進不同的思潮、學說、主義，在千年不變的儒、道、法等話語之外，他們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嘗試和實踐，喜悅和歡欣，失敗和無奈縈迴至今，煙雲不散，是金子最終還是會發光的。在社會、經濟層面，他們拓展出了教育、科學、出版、新聞、實業、金融、企業等一個個全新的領域，這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實績。這些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之間相互交叉、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古代向近代的轉型，不光是一種制度的轉換，而且是思維方式、語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轉變，千年不動的以農村、農業為基礎的舊有社會結構，開始轉向以城市、工商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結構，這中間帶來的變化、痛苦都是古人難以想像的，轉型的艱難更是無法預言的，據說能預知王朝興衰循環、刀兵浩劫的“推背圖”、“燒餅歌”正在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