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过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后我问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结实。他语不成句地说着话。
“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才从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上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人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而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表现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给我讲过什么话，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
“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他今天就会一命呜呼了。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同样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上跳下，可就在这时候车子出事了。”
我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客拜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