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警官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走进来了，他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到镜子里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形象。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对自己职责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超人也是无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开车去看医生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洗澡间进行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带来了一大瓶“萨格罗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间里发现，我的狗在那儿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洗澡间进行了消毒，然后又对整个房间杀菌消毒。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了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消瘦和脸色苍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挤压时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条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的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在我旁边放着。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那个警官被谋杀的长文，说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监护病房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另外三起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