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像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天天从事上述的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本人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需要病床。难道我也是这样一种再也无法苏醒过来的解决方案吗?
在医院里，人们给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房间里;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上躺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钩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检查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学值、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那些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得锋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