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領事方面也出來表了態，願意以公斷會的形式妥善解決新興輪案，但其條件是以一萬元保證金作為抵押，要求中方先行放船，不再扣押吉田丸。
日本人的措辭可說是十分藝術，數次強調這是和平解決此次事件的唯一辦法，言下之意，如果中方不放行，那就只能訴諸武力了。
而官家的反應一如張林海所料，外交部隨即表示同意，在日方交了書面保證與一萬元的保證金之後，便將吉田丸放行。
此時，那些曾經在報上發聲抗議的聯會社團便顯得有種騎虎難下的尷尬。總算官家想得周到，為了安撫輿論，又在報上發文解釋，稱既然日方已有書面保證與現金抵押，那麼繼續扣押吉田丸的確是不合理的，而且日本人以政府出面擔保，比扣留船隻更有效力。
就這樣，農曆新年來臨之際，吉田丸駛離了中國水域。
按照原本達成的協議，接下來就看公斷會的結果了。但日方卻又提出，此次的公斷不能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慣例，而應該由吉田丸與通達公司各請兩名仲裁人，此外不再續聘獨立仲裁員，公斷結果要以全體一致通過為準。
事情發展到這裡，唐競原本的猜測已然成真——日方和通達公司這兩方確是準備跳過那些苦主，另外達成協議了。
而日本人此時對公斷會形式的限制，其實也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的操作，如若只有兩家輪船公司對簿於仲裁庭上，最經濟省事的辦法莫過於將事故原因歸咎於不可抗力，對遇難者的賠償金額便可壓到最低。
這樣的結果，可能也不是通達公司想要看到的，但事到如今何家已被眾多苦主頂在槓頭上，想要解決事端，多少收回些損失，似乎也只有這麼一個辦法。
當然，此時被頂在槓頭上的不止是通達公司，除此之外，還有吳予培。
時至今日，晴空丸案中本被視作國恥的判決竟然也可算是一種勝利了。也是難怪，若是沒有吳予培，恐怕連這兩年徒刑加三千元賠償都不會有。在這樣的國際訴訟中，此番“勝利”已是空前。
於是，那些罹難者親屬很自然地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吳予培大律師身上。
唐競已然聽聞，吳予培接受了這些苦主委託，仍在努力交涉，堅持公斷會應當另有一位獨立仲裁員，遵循國際慣例，少數服從多數。只是這逢年過節的，不知還有沒有人睬他。
再加上那些時常到樓下事務所去磕頭嚎哭的婦女老幼，吳律師在這案子上不僅收不到分文律師費，估計還得搭進去不少錢。這種事，哪怕朱斯年那樣的身家也未必願意沾手，更何況他這才開張沒多久的買賣。而反觀日本人的意思，恰恰是想把這公斷會拖到地久天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