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并不明白。我看得出来，为了某种原因，泰文勒并不高兴。
直到三天之后，我才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了我父亲。他自已从没再对我提过那个案子。在我们之间有种紧张存在--而且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得把这道障碍破除。
“我们得明白说出来，”我说。“泰文勒不满意是那两个人干的--而且你也不满意。”
我父亲摇摇头，他说的跟泰文勒一样：
“没有我们的事了，案子已经成立待审，这是不成问题的事。”
“可是你不--泰文勒不--不认为他们有罪?”
“那是陪审团的事。”
“看在老天的的分上，”我说，“不要用这些专门术语来敷衍我。你--你们俩--站在个人的立场怎么认为?”
“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比你的强，查理。”
“是的，是比我强。你比较有经验。”
“那么我就跟你实说了。我就是--不知道!”
“他们可能有罪?”
“噢，是的。”
“可是你不确信他们有罪?”
我父亲耸耸肩头。
“怎么能确信?”
“不要搪塞我，爹。你以前都确信，不是吗?非常确信?毫不怀疑?”
“有时候，是的，并不总是。”
“我但愿你这次是确信。”
“我也是。”
我们沉默下来。我想起了那两个人影在薄暮中的花园里飘荡的样子，孤单、害怕，如鬼附身。他们一开始就害怕，那不正是罪恶感的表现吗?
但是我回答自己：“不见得。”布兰达和罗仑斯都害怕生活--他们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避开危险和失败的能力没信心，而且他们看得太清楚了，由非法的爱情导出谋杀的这种犯罪类型随时都会牵扯到他们身上。
我父亲开口了，他的声音沉重、和蔼：
“好了，查理，”他说，“让我们面对它，在你脑海里，你仍然认为里奥奈兹家人之一是真正的凶手，不是吗?”
“并非真的如此。我只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