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蘭芳幾乎陪了他們一天。也僅僅是這一天，中國永遠留在了卓別林的記憶中，以致他回國後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與范氏家的華裔僕人交流，著實令人震驚。
梅蘭芳也難忘卓別林。當他於抗戰期間退避香港後，經常以看卓別林的電影打發難捱的日子，一部《大獨裁者》，他居然陸續看了六次，仍意猶未盡，又催促著兩個兒子葆琛和紹武也去看。過後，他還耐心地分析場景，以使孩子們了解其中的政治含義。
1954年，周恩來出訪日內瓦時宴請了正在此地的卓別林，還請他觀看了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卓別林盛讚中國傳統文化，當然特別提到了中國京劇和梅蘭芳。梅蘭芳聞訊，盼望著與卓別林再有見面暢敘的機會，卻因兩人先後離世而未能如願。
長期以來，梅蘭芳除了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做人，始終不忘他背負的責任，那就是拯救瀕於衰落的京劇、提升戲曲演員的社會地位。因此，他不斷地創新賦予京劇新的內容，但他又從不丟棄傳統，他很好地在繼承與創新之間找到了平衡點。看他的戲，人們看到的仍然是京劇，但卻又是一個不同於傳統的全新的京劇，他的藝術功績有目共睹。
與他的前輩藝人只將眼光聚於梨園只將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兒”上而疏於關注梨園之外的世界懶於結交圈外朋友不同，梅蘭芳是最早與知識分子結交的京劇演員。當然，社會對戲曲藝人的輕視、戲曲藝人卑微的社會地位是梨園界藝人之所以難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蘭芳卻以為，越是如此就越難擺脫處於社會底層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權利，而權利又不是天賦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於是，他大膽跳出框框掙脫枷索，主動結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謙遜的為人、溫和含蓄的性格、不斷的創新精神、大度而不計較的處事態度，日漸贏得友誼和尊重。但是儘管如此，有人在對他的稱呼上仍然遵循舊例，如：“梅郎”、“小友”、“藝士”、“戲子”、“老闆”等，聽著實在不大順耳。
在美國演出期間，梅蘭芳從稱呼上就感受到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隨處都聽到“梅郎”或“小友”之類的不雅稱呼，取而代之的是“偉大的藝術家”、“罕見的風格大師”、“最傑出的演員”、“藝術使節”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國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