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金奈警方的归档文件显示，1991年至2003年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至少安排了165个国际领养案，儿童大多被送到美国、荷兰、澳洲，从中赚取的“服务费”高达约25万美元。
假设印度警方查到的事情属实，也就是说，劳乌与席娃嘉玛寻找的男孩已经有了新的名字、新的人生的话，那么也就表示，他很有可能完全不记得印度的生母，也不会讲母语。多数的国际领养案都是“不公开的”，亲生父母没有权利联络孩子，而且由于领养过程需保持机密，因此就使得要找到那些可能是经由诈骗方式被人领养的孩子十分困难。
自苏巴希失踪后，席娃嘉玛便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情绪里。10年后，她仍旧脆弱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暗的黑眼圈。一提起儿子的名字，便会突然大哭起来，用纱丽轻拭眼角。
“是那些人做错事，”她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孤儿院里挤满了儿童，为什么还会密谋在街上偷别人的孩子呢?也许，是因为苏巴希皮肤白皙，健康良好，才会被视为特别容易被领养的对象吧。
我回到金奈后，想要获得更多的消息，于是便开着我那辆小小的黑色现代汽车，穿越川流不息的卡车、黄包车、走失的牛群，前往城外郊区的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在首轮申辩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关闭孤儿院，不再开展国际领养事务。然而，该中心依旧执行数项社服计划，并经营一间幼教学校。
我把车子停在亮粉红色的建筑物外头，走出车子，透过铸铁门窥看里头。一名穿着纯白衬衫的男人立刻挡住了我，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迪内什·洛文卓纳(Dinesh Ravindranath)。我在警方的报告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他是绑架案的共犯。他说，自从他父亲在2006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负责经营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兼任该中心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