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小企业因无法维持生产纷纷解散、倒闭，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失业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产的企业达到 830家，减资企业 311家，解散和减产的资本总额达到 58200万日元。据官方统计，1931年失业工人达到31万余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达到 300万人，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尽管1930年日本农业空前大丰收，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当时农业的两大支柱生丝和稻米的价格都暴跌到生产费用以下，1931年的农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矿业生产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业者最多时则增加了70%；1931年与危机前的192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8%，出口减少47%，个人消费支出减少17%，设备投资减少31%，民营工厂工人减少1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13%；制造业纯利润从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价格指数从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农林水产业纯生产额下降到1929年的57%。
年和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与1929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1%和45%，其贸易的减退率超过以往最严重的1921年，成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上破记录的一次。其中日美贸易下降最为严重，仅在1929年到19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40%以上，而且由于美国在1930年将日本进口商品关税提高了23%，结果使美国进口日本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1930年美国进口日本商品总额近28亿美元，1931年下降到两亿多，1932年下降到13400万，1933年进一步降到12800万美元。
在日美贸易中受冲击最大的商品是生丝。1934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所占比例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18%，导致生丝价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丝的价格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丝需求量的锐减以及丝价的暴跌又引起原料茧价格的暴跌，1932年春茧的价格还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蚕茧总产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42%，使占全国农户40%的养蚕农户生计发生严重困难。1929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约46亿日元，1932年增加到55亿日元，相当于农产品生产总额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户农家平均负债达 900日元左右。养蚕县的农家就更为悲惨，例如福岛县的调查统计表明，1931年平均每户农家负债1437日元，高于平均数。如果对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户农家的结余也不过 200日元左右，那么可以想像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的这种巨额负债对日本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广大农民迫于生计，只好逃荒或卖儿卖女。据山形县一个村庄的统计，在 467名15到24岁的青年妇女中，有 110名被卖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当女佣或女招待。危机时期，青年妇女的价格十分低廉，每人身价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区只值 9日元。军队中来自农村的下级士官生们，面对城市达官贵人灯红酒绿、荒淫无耻的生活，想起自己家乡的悲惨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势力的“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的口号所吸引，因而积极要求实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