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西斯化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潮和运动，它为了维持濒于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对内否定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以树立赤裸裸的暴力独裁体制；对外否定现存国际秩序，主张重新瓜分世界，以建立所谓的“生存圈”或“新秩序”。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大致分为自下而上革命式的民间法西斯主义以及自上而下改造式的军部法西斯主义，前者以北一辉与大川周明为代表人物，后者以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建立法西斯体制的途径不同，但其对外政策是相同的，即侵略与殖民扩张。例如北一辉主张应建立北至俄国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的大日本帝国；大川周明主张在日本的领导下，“把日本、满洲、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而近卫文麿与石原莞尔均认为必须通过战争的方式，同欧美国家争夺殖民地。
尽管这些法西斯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但在整个20年代，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进行协调的主张占据上风，因而出现了与国内大正民主运动相对应的外交政策，即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当然，这种“协调外交”是以不损害日本在海外权益为前提的，否则仍以武力进行侵略扩张，例如1927年后田中义一内阁时曾三次出兵中国山东，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不受中国国民政府北伐的冲击。尽管如此，1929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断了日本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及“协调外交”的实施。
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极大地推动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如1930年11月刺杀滨口首相事件、1932年 2月刺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同年 3月刺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事件、同年 5月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 8月暗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事件、1936年 2月一千多名近卫师团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的“二二六事件”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制造一系列侵略行动，迫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让权给军部法西斯势力。1931年 9月18日，在军部的操纵下，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机进行军事行动，不到半年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1932年 3月炮制出“满洲国”。日本海军也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战争，史称“一二八事变”，随后不断在中国扩大侵略行动。“五一五事件”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的内阁不仅在国内结束了政党内阁制，而且在1932年 9月宣布承认“满洲国”，并与之签订《日满协定书》，为此不惜在1933年 3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 7月由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成的内阁，在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发表《国体明征声明》，排斥“天皇机关说”，使国家政权进一步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后组阁的广田弘毅首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并在1936年 8月制定《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从而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守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同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12月又与意大利签订《日意协定》，形成一个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
年 7月7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后就爆发了日本军队全面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近卫内阁在事变发生后虽声称“不扩大事态”，但很快就在第四天发表了向中国华北地区增派军队的声明。接着，近卫首相还亲自召集政治、经济界人物，要求他们对战争进行协助。与此同时，为确保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稳定，近卫内阁一方面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另一方面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制，颁布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统制法令。1940年 7月近卫再次组阁时，在国内解散了所有的政党，组织将所有政治势力网络在一起、首相任总裁、支持战争的御用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最终完成了军事法西斯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