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结构改革”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江田三郎还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55年统一纲领”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
尽管反“安保”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