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這位J.B.格里德先生，在他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則乾脆說：“胡適一直為他作為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驕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種種努力來，這點也是尤應值得人們紀念的。”（第84頁）
就是陳獨秀，後來也改變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說過：“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現在可以說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主將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三個人。若有個區分的話，應當說，蔡元培是一位統帥，陳獨秀和胡適兩位是這位統帥帳下的兩員主將。
說統帥未免虛幻。若論戰功，這三個人都是主將。同是主將，他們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學校長，沒有他的到來，沒有他對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麼一大批優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兩年後引發五四運動。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他引進北大的，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環境，才有他們後來的發展。陳獨秀是輿論陣地的創建者，沒有他辦《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的聲勢，就不可能起到開啟民智、號召民眾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適的參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胡適提倡白話文而肇其端的。胡適是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這個方面軍的當之無愧的主將。沒有他率先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文化運動總要遲上好多年，也不會有那麼明確的指向性。
可以這樣說，蔡元培是一位韜略深遠，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將，陳獨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將，而胡適則是一位勇於除舊布新，注重建設的主將。正是他們三人的積極配合，互相欣賞，各自發揮各自的最大的能力，這才造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初期那種生機蓬勃的浩大局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1)
胡適在寫信。給陳獨秀寫信。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為的是晨報館被燒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先是《社會周刊》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接著《晨報副刊》發表了張奚若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正式引發了“蘇俄仇友”的大辯論。其中張奚若的觀點最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中，張氏坦言：“我在這篇文章中不但要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且還要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