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的方針，對《晨報》是什麼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這年十一月底，在國民黨人組織領導之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動達到高潮，約五萬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大遊行。部分遊行群眾，激於義憤，搗毀並焚燒了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
事後的一天，陳獨秀和胡適在一起談起來，胡適說了自己的意見，陳獨秀反問：
“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幾天後，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長信。先說：五六天以來，你的這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接下來寫道：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5頁）
為了能打動陳獨秀的心，胡適還舉了當年的一個例子：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