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主線且恪守不渝，胡適一生的為人行事，常常受到時人與當局的非議與非難。北洋政府時期，他主張過好人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他發表《人權與約法》，挑起人權論戰，矛頭直指國民黨政府的立國之本。“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戰激情高漲，他參與“低調俱樂部”，主張暫時的妥協退讓，增加國力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些，在常人看來，都是不合時宜的，胡適卻坦然地去做了，無怨無悔，也無憂無慮。
胡適的這種超越時代局限，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獨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現。對此，J.B.格里德是很欣賞的：
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諾言波及甚廣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運動”聞名的變革潮流的工具。對於胡適來說，這些年中，他對白話始終保持著最大的熱情，但是他所關切的事情遠非是使書面語言恢復活力……在他論述文學革命的觀點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了他探討這些引起廣泛問題的某些特點。當別人是武斷的時候，胡適總是保持著暫時性、嘗試性的觀點。當別人號召的革命是對過去的否定時，胡適總是盡力把它視作通向未來的一個過渡階段。當別人把革命說成是一次突發的毀滅性的劇變時，胡適總是在更緩慢、更少破壞性的進化過程的前後聯繫上來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著這樣的信心：只要引導得當，這種“有意識的進化”將會實現它希望的目標。
這些使胡適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氣質特徵，一方面不是總與他的朋友們的觀點相一致的，另一方面與他的時代特徵也不是常常和諧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97—98頁）
給社會一點清涼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適和高夢旦一起去滄州旅館看望趙元任夫婦，出來已十二點多了，高夢旦邀胡適去消夏別墅吃飯談天。不知怎樣話題一轉，談起了胡適的婚事，高說，據他所知，許多舊人都恭維胡適不背棄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適，這也是一個條件。胡適自然知道，這是因為他的夫人江冬秀沒有文化，又是小腳，他留美前與之訂婚，回來後仍按約結婚不曾嫌棄。此時距胡適結婚不過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腳太太還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話題。聽了高夢旦的話，胡適反問：
“這一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
“這是一件大犧牲。”高說。
胡適聽了說：“我平生做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